唐朝在军事上声威赫赫，君主们英姿勃发，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功绩。若仅论开疆拓土、震慑周边异邦，虽说清朝左宗棠平定新疆稳固了西北边防，但同治年间的局势却难称为盛世。反观唐朝，其盛世风华为世人所公认，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歌颂，著名大诗人杜甫笔下的盛唐是这样描绘的：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……”

那时人口丰盈、仓库满溢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道路上不见盗匪，治安良好，社会秩序井然。盛唐时期，中原大地长达数十年无战乱，宫廷内的纷争也未波及百姓生活，展现出政治的平衡、经济的充裕、社会的开明与安宁。仅凭一篇文章，也难以全面描绘盛唐的繁荣细节。

从盛唐宗室贵族子弟的教育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留学生情况，我们便能窥见当时的辉煌与盛况，令人陶醉心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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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唐的教育体系以文学为核心，世人皆知唐代诗人星罗棋布，却鲜有人了解这些诗人、文人是如何成长的。唐代的世家大族子弟接受怎样的文学教育，教育形式和内容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创作实践，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。

盛唐初期，宫廷基本垄断了文坛发展，形成了一个以皇室、官方文人及大王府才俊幕僚为核心的文学集团。这个群体频繁交流，文学风格趋于一致，逐渐构成了一个松散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学统治圈。

该集团对唐朝文化进行垄断式的解释与推广，皇族及王公贵族子弟在其培育下成长，推动了宫廷文学的迅猛发展。

虽然李唐皇室最初以武功闻名，但作为关陇豪族，他们十分重视子弟教育。唐高祖李渊即位首年，便在京都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国子监，随后又在东都洛阳建立国子监，形成唐代著名的“两监”制度。

这两个国子监专门服务于勋贵子弟，寒门学子无缘入读，甚至普通侯爵子女也难以进入。为此，唐朝另设弘文馆和崇文馆，专门招收功臣贵族子弟，保证精英后代接受优质教育。

唐朝贵族为保证子弟素质，建立了复杂的教学体系。选拔学官时专人负责，极其重视文学培养。李渊时期注重品德政事教育，李世民继位后则因个人酷爱文学，教育重心逐渐转向文学素养。

李世民在挑选学官时极为谨慎。山东士族因家学渊源深厚，擅长修史著书，底蕴丰厚，成为教授经学与道德的理想导师。江南士子则以风韵闲雅、文采斐然著称，成为贵族子弟的文学教师。

这些导师各司其职，但都具备较高文学修养，能够亲自创作诗文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贵族子弟的文学教习逐渐转向文臣或南朝士族，如刘祎之、沈伯仪、上官庭芝等名家。

皇室对文学教育的重视造就了后世崇文尚学的风气，宗室贵戚普遍喜好招揽文人墨客，许多才子因文才卓著，直接进入宫廷与王府谋取功名，形成“晨趋瑶轩执彩笔，夕宴琴席弄雕章”的风雅景象。

唐代京兆府是全国文人汇聚的中心，许多文人慕名而来，期望通过官宦举荐获得出路。因科举严苛，许多寒门学子只能依赖文人门第，“词人后进造其门者，或有贫窘，遗之金帛”，形成独特的上升通道。

唐太宗李世民尚为藩王时，即设立文学馆，招揽学士伴读，组成著名的“十八学士集团”，这些学士后来成为他的亲信。其兄李建成亦效法此举，麾下有卢赤松、贺德仁等文坛名士，“府中文翰，皆出于承庆，辞藻之美，擅于一时”。

此风气影响深远，之后各贵族府邸均以豢养文人为荣。王勃曾任沛王府侍读，公主们也愿嫁才子，如长广公主改嫁杨师道，“聪悟有思，工为诗”，南昌公主亦下嫁秦府学士苏勖，这均体现了宗室贵戚对文学教育的热忱。

唐代王府普遍设有学舍，类似现代公立学校，将个人创作理念与文学知识传授给弟子，产生显著的教化作用。文学侍从作为学官，逐步拓展成更广阔的教育平台，王府子嗣在此氛围下成长，参与文学创作与学术交流。

李世民本人酷爱诗歌，创作丰富，从皇室至民间掀起了文学创作高潮。可惜的是，唐朝对宗室贵戚子弟的教育实行严格等级划分，不同阶层子弟无法平等接受教育。皇子公主在宫中由保傅辅导，其他贵族子弟则在两监、弘文馆或崇文馆就读。

不同学府对应不同前途，主要依赖家族官爵资历。学成者按校别享受不同待遇。学习内容繁杂，涵盖经史、杂艺和文学，学校常举办活动检验学子掌握情况，并频繁举办文学集会，成为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。

在这些贵族学校中，有两类特殊群体。第一类是三卫侍从，唐朝禁卫军的谋士，才华出众，毕业即获官职，类似今日的管理培训生。另一类即外藩可汗及酋长子弟，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外国留学生。

唐朝声名远播，世界学者纷纷聚集长安，令其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化中心。周边邻国纷纷派遣子弟前来求学，形成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。高丽、百济、日本等国的留学生逐渐增多，鼎盛时期达八千余人，就读于国子监等贵族子弟学府，使之成为七世纪中叶亚洲最高学府。

最早来唐求学的留学生来自吐蕃。贞观十五年，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，带来了大量唐朝典籍、书画、织物、瓷器等物品，令吐蕃上下深受中原文化冲击，遂派遣子弟赴唐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等经典。

吐蕃频频派使者向唐索求经史子集，如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文选》等，归国后学有所成者在吐蕃推动儒学传播，影响深远。

其他国家也纷纷派遣优秀子弟赴唐求学。唐朝制定制度约束留学生，秉持“华夷一家”原则，批准后即同汉人学子一视同仁，无差别教育。

多数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，随着发展，国子监分为六馆：国子、太学、四门、律、书及算馆，绝大多数留学生仅在前三馆学习，极少数进修法律、书画与算术。

唐太宗常巡查国子监，奖励学官及优秀学生，包括外国留学生。留学生的吃穿费用由鸿胪寺负责，待遇优渥，所需物资多能满足。

然而，留学生入学名额有限。高丽汉化深厚，擅长汉语，故易被录取。日本留学生则因语言不通遭拒，如遣唐学子橘逸势被国子监拒绝后，只得拜访名家，成为文豪。日本留学僧亦有被退回的例子，只有园载获准赴天台山研习汉传佛法。

唐朝严格审查留学生身份。例如，新罗金忠人之子出身商贾，欲入国子监被拒，认为“工商之子不当仕”，显示对身份门第的苛刻要求。

入学后，虽免除学杂费及生活费，留学生仍需向教师行束修礼，赠送见面礼，礼品需自备，费用自理。学习内容与中国学生相同，历时多年，分阶段学习经典，如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和《左氏春秋》。

学子须参加旬试、岁试和业成试等考试，考试后有相应假期。若未通过毕业考试或违反校规，如游荡赌博，迟到过百天等，将被勒令退学，毫无宽赦。

唐朝为优秀留学生开设“宾试科”，独立于科举之外，虽然中举者少，著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考中进士，官至唐朝重臣，与李白、王维等名家交好。

唐朝未强制留学生毕业后效忠朝廷，部分学子专攻书画、算学及律学以回国补充本国短板。学习期间可随时被召回，显示其灵活性与开放性。

留学生在管理上享有一定特权，较中国学子更自由，可与儒士名流交往，购买书画工艺品，甚至定居长安、娶汉族女子。考取唐朝功名者，可获官职与俸禄，学有所成的僧侣亦可受皇室礼遇，赐紫衣袈裟，入宫宣讲佛法。

留学生回国时，唐朝予以大力支持，赠送典籍佛经，破例允许携带娶得的汉族妻子回乡，此举极为罕见，显示唐朝对留学生的高度重视。还会提供运输牲畜和路费，极大吸引学子赴唐求学。

唐朝教育制度举世无双，令万邦仰慕效仿。留学生与唐朝士子文人的交流促进了文化传播，使唐文化光芒辐射邻国，留下许多佳话至今为人传颂。

盛唐文化鼎盛，留学生对唐朝政治、教育、律令、科技、思想、礼仪及风俗均深受影响。唐代教育既继承前代传统，又创新发展，诗法、学科内容与创作风格相互促进，催生了盛唐“开元诗风”，在全国文人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文学革新。

公元804年，日本留学生菅原清公归国时曾作诗：“我是东蕃客，怀恩入圣唐。欲归情未尽，别泪湿衣裳。”这一短诗虽小，却生动展现了盛唐的独特风貌和时代韵味。

（资料来源：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全唐文》《欧阳修·新唐书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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